舆论引导应提倡“善良假设”

　　国资委将指导央企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，加强和改进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工作。这本是好事，却遭遇颇多呛声，其中不仅是质疑，而且近乎责难。这种出师不利与国资委所强调的推出背景有关：因为央企“负面新闻”缠身，所以需要进行舆论引导。如此说来，似乎央企“负面新闻”缠身是媒体的错。其实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应当建立在“善良假设”的基础之上，否则就难以完成“引导”的使命，难于解决一位央企发言人声言自己所面临的“机构大、利益多、不容错”的三难苦衷。

　　“善良假设”是对媒体具有善意的肯定。比如不久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先生回应“杀人盗器官”案件的表态。贵州某地发现一具尸体器官缺失后，有媒体报道，死者是一名流浪汉，其遇害后身体器官被医生摘取一空，用于器官移植。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当《财经》记者向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问及对此报道的看法时，黄先生回答，他个人相信绝大多数记者是负责任且有良知的，不会无中生有。相信记者不会无中生有，就是一种“善良假设”。“盗器官”现象的披露无疑属于“负面新闻”，但是很难说发现和关注这种案件的媒体都有恶意，即使消息有待证实，个别记者不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，那也很难说人家是无中生有，况且记者素有无冕之王的美称。

　　当然，绝大多数记者的“性本善”，完全有可能“习相远”，需要舆论引导。这固然需要引导者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体现出一定的睿智，但最终要靠事实说话。黄先生在申明“善良假设”的前提下同时指出，这个事件本身属于刑事案件，按职权由公安部门负责，相信公安部门会公正处理。表示卫生部门会根据公安部门办案的结果，以法律为准绳，以事实为依据，对此事进行处理。这种睿智其实也是对记者具有同样睿智的一种信任，流言止于智者。也就是说，善良假设以睿智为基础，虽然并不排除记者无中生有的例外存在，只不过相信他们在“习相远”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当的理智，否则就会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正因为如此，进行舆论引导才是必要的，才有引导成功的可能。

　　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启动和实施新闻发言人以及相应的新闻发布机制时，“善良假设”值得提倡；否则试图以设立一个新闻发言人来改变国企的形象，那就是把媒体朋友看扁了。坚持“善良假设”首先是引导者充满自信的表现。除了坚信“负面新闻”掩盖不了自己的正面形象之外，而且相信有责任心的媒体能够反映社会公正。即使“负面新闻”频发，也自信自己有能力抑制恶；面对媒体的质疑，自信事实能够经得起检验。其次，坚持“善良假设”有助于在“负面新闻”面前保持客观的态度。新闻发言人绝不是负面事实的“美容师”，应当理性对待负面事实与负面新闻之间的关系，欢迎媒体监督，同时澄清没有事实根据的“负面新闻”。再次，坚持“善良假设”有助于在新闻发言人设立之后有效地开展工作。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，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只有分工的不同，“善良假设”有助于得到善意的回应，有助于与媒体化干戈为玉帛，实现良性互动。

　　在“负面新闻”缠身的情况下，不肯坚持“善良假设”，仅仅靠新闻发言人的“美言”，难以达到改变国企的形象的效果。因为有负面事实存在，即使有媒体用“负面新闻”夸大其辞，新闻发言人想堵也堵不住。据《国语•周语上》记载，周厉王暴虐成性，听到“谤言”后严格控制舆论，使得国人不敢讲话，路上碰到熟人相互递个眼色，各走各的路。有个叫召公的人告诉厉王，你这样做不行，因为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，“堵”是不行的。召公的“防川”对策是“行善而备败”，即对自己的行为宏扬好的，防范坏的。对舆论一方面要“宣之使言”，让人家说话；另一方面要“决之使导”，就是在混浊难辨时善于分流，击浊扬清。“宣之使言”可以为“防川”减负，“决之使导”同样也可以为社会“防川”做贡献。两者缺一不可，同时又相互转化，从而可以兴利除弊。

　　舆论引导坚持“善良假设”，不仅是在肯定媒体的善意，也是引导者善意的表现。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最近在接受中国之声《新闻纵横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要带着对人民的感情去工作。民政部是如此，国资委及其麾下的央企也应当如此，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换回信任。央企的大股东是人民的代表，在人民面前，“负面新闻”缠身时，应当加倍反躬自身才对。相反，如果只是思考“如何在日益强势的民间舆论中有效表达自己的声音”，那就很难分得清是在为部门利益说话还是强词夺理上，可以肯定那是在将自己置于“民间舆论”的对立面，是不明智的。企业公关固然需要技巧，但是善意的表现应当是对人民感情的自然流露，不必靠引导来营造。努力挽回舆论对自己“善良假设”的失去，恐怕才是央企“需要做出更多努力”的地方。